直升机的轰鸣声是在第三天清晨划破布鲁克林上空的。

我和杰克正蜷缩在桥洞里啃压缩饼干——那是前一天从一艘搁浅的补给船上找到的，硬得像石头，却足以让我们撑过这几天。螺旋桨搅动空气的声音越来越近，起初是远处的闷响，很快就变成了头顶的轰鸣，震得桥洞上的碎石簌簌往下掉。杰克猛地站起来，扒着桥栏杆往外看，我也跟着凑过去，只见三架“海鹰”直升机正低空掠过东河，机身侧面印着“罗斯福”号的标志，机门敞开着，几个穿迷彩服的士兵正举着枪，警惕地扫视着地面。

“是航母的人！”杰克的声音里带着抑制不住的激动，他想挥手，却被我一把拉住。

“别出声！”我压低声音，指了指桥面上的感染者——它们已经被直升机的噪音惊动，正朝着声音的方向聚集，一个个趴在桥栏杆上，喉咙里发出“嗬嗬”的嘶吼，身体扭曲着，像是想扑向空中的直升机。如果杰克挥手，暴露了位置，我们只会被当成“目标”，而不是“幸存者”。

直升机在桥的另一端降落了，螺旋桨的气流吹得地面的尘土飞扬，几个士兵从机上跳下来，迅速组成一个防御圈，其中一个士兵举着扩音器，大声喊：“幸存者！听到请回答！我们是‘罗斯福’号救援小队！”

杰克刚想开口，我一把捂住他的嘴，指了指他身后——三个感染者正从桥洞的另一侧悄悄靠近，它们的脚步很轻，几乎没有声音，只有喉咙里的低吼声暴露了位置。我从背包里掏出一把从医院带出来的手术刀，杰克也捡起地上的一根钢管，我们对视一眼，趁着感染者还没扑过来，猛地冲了上去。

我用手术刀划向最前面那个感染者的手臂，刀刃划破它深黑色的皮肤，流出的不是血，而是一种粘稠的黑色液体，散发着刺鼻的腥气。感染者吃痛，嘶吼着朝我扑来，我赶紧后退，杰克挥起钢管，狠狠砸在它的头上，感染者踉跄了一下，却没有倒下，反而更加疯狂地扑向杰克。就在这时，一声枪响，感染者的脑袋被打爆，黑色的液体溅了杰克一身，他愣了一下，转头看向桥的另一端——是救援小队的士兵，他们已经冲了过来，手里的枪不断开火，子弹打在感染者身上，溅起黑色的液体，却很难一击致命，只能暂时阻止它们的行动。

“快跟我们走！”一个士兵跑过来，拉着我和杰克往直升机的方向跑。桥面上的感染者越来越多，它们像潮水般涌向我们，士兵们在后面掩护，枪声和感染者的嘶吼声混在一起，震耳欲聋。有一个士兵被感染者扑倒了，他的腿被死死咬住，他挣扎着，从腰间掏出一颗手雷，拉开了保险栓，朝着身边的感染者大喊：“来吧！你们这些怪物！”

一声巨响，手雷爆炸了，火光冲天，那个士兵和周围的十几个感染者一起被炸得粉碎，黑色的液体和碎肉溅了一地。我回头看了一眼，只看到一片火光和浓烟，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，难受得喘不过气。那个士兵的脸我还没看清，他就变成了这场救援的“牺牲者”。

“别回头！快上飞机！”拉着我的士兵大喊，把我推上了直升机。杰克也跟着上来了，他的脸上沾着黑色的液体，眼神里满是惊魂未定。直升机迅速起飞，我趴在机门上往下看，布鲁克林大桥越来越小，桥面上的感染者还在朝着直升机的方向嘶吼，那个士兵牺牲的地方，只剩下一片焦黑的痕迹。

直升机飞行了大约一个小时，终于降落在了“罗斯福”号航母的甲板上。甲板上很忙碌，士兵们来回穿梭，有的在搬运物资，有的在检修直升机，还有一些穿着白大褂的人，正围着几个刚被救上来的幸存者，进行检查。我和杰克被带到一个临时隔离区，进行了全身消毒，然后又抽了血，做了各种检查——他们要确认我们没有被感染，没有携带病毒。

“莉娜·霍金斯？”一个穿军装的男人走过来，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，看着我说，“请跟我来，有人要见你。”

我愣了一下，问他是谁要见我。他只是摇了摇头，说：“到了就知道了。”杰克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示意我放心，我跟着那个男人，穿过甲板上的人群，走进了航母内部的通道。通道里很安静，只有脚步声在回荡，墙壁上挂着各种标识，指示着不同的区域——作战指挥室、医疗区、生活区、武器库。

男人把我带到一扇厚重的金属门前，门口有两个士兵守卫，他敲了敲门，里面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：“进来。”

我推开门，走了进去——那是一间宽敞的战略指挥室，墙壁上挂着巨大的电子屏幕，上面显示着全球各地的灾情地图，红色的标记覆盖了大部分地区，只有少数几个地方是绿色的，代表着“安全区”。屏幕前，几个穿军装的人和几个穿西装的人正围在一起讨论着什么，其中一个女人转过头，看到我，脸上露出了惊喜的笑容。

“莉娜！”她走过来，给了我一个拥抱，“我还以为你……”

“艾米丽？”我也很惊讶，她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的同学，后来进入了白宫，成为了总统的医疗顾问，“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是你……”

“是我让他们去救你的。”艾米丽点点头，拉着我走到屏幕前，指着上面的曼哈顿地图说，“我看到了你相机里的照片，还有你留在《纽约时报》服务器里的稿子，我知道你还活着，所以请求军方派了救援小队。莉娜，你手里的情报太重要了——你记录的感染者发作时间、症状变化，还有你观察到的‘意识残留’现象，这些都是我们目前最缺乏的研究资料。”

指挥室里的其他人也都看向我，一个穿四星将军制服的男人走过来，伸出手，说：“我是‘罗斯福’号的舰长，马克·安德森。霍金斯小姐，感谢你为我们提供的情报，这些对我们研究病毒、制定防御策略至关重要。”

我和他握了握手，他的手很有力，眼神里带着一种军人特有的坚毅。“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。”我说，“那些照片，那些记录，都是我亲眼看到的，我想让更多人知道真相。”

“我们需要你继续做下去。”艾米丽说，她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，“航母上有一个临时组建的病毒研究实验室，里面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科学家，但他们缺乏对感染者的‘活体观察’数据，只能依靠从各地收集来的样本进行研究。而你，莉娜，你在曼哈顿待了这么久，亲眼见过感染者从‘清醒’到‘失控’的全过程，你对它们的了解，比我们任何人都多。”

我明白了她的意思，也明白了为什么艾米丽会救我——她需要我为这个“移动白宫”付出贡献，需要我用我的观察和记录，帮助他们研究病毒，找到对抗感染者的方法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我被安排住在航母的一个临时宿舍里，杰克也被安排在了附近的宿舍。每天，我都会去研究实验室，和科学家们一起讨论我的观察记录——我告诉他们，感染者在被咬后两分钟才会发作，发作前会有短暂的意识清醒期；我告诉他们，感染者对声音极其敏感，但似乎害怕水；我告诉他们，我见过一个感染者在看到小女孩时，眼底闪过一丝清明，像是在挣扎。

科学家们对我的话很感兴趣，他们根据我的描述，调整了研究方向，开始重点研究病毒对神经系统的影响，以及声音和水对感染者的刺激作用。艾米丽也经常来找我，和我讨论最新的灾情——伊朗的高墙外，感染者越聚越多，高压电网已经无法完全阻挡它们；朝鲜的“拔牙政策”虽然减少了咬伤案例，但病毒开始通过血液传播，境内的感染率还是在缓慢上升；欧洲的核爆区域已经被封锁，但放射性尘埃造成的污染，已经开始影响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。

“情况很不乐观。”艾米丽坐在我的宿舍里，手里拿着一杯咖啡，眉头紧锁，“我们的研究进展很慢，病毒的变异速度太快了，我们刚找到一点规律，它就又变了。而且，航母上的物资也越来越紧张，食物、水、药品，都在消耗，我们不能一直待在海上，必须找到一个长期的‘安全区’。”

我看着她，问：“你们需要我做什么？”

艾米丽抬起头，看着我的眼睛，说：“莉娜，你也知道，航母不是慈善机构，每一个待在这里的人，都需要为它付出贡献。你是医学背景，又有丰富的‘实地观察’经验，我们希望你能加入研究实验室，成为正式的研究人员，和科学家们一起，尽快找到对抗病毒的方法。如果你同意，你可以继续待在航母上，我们会为你提供最好的保护和生活保障；但如果你不同意……”

她没有说下去，但我知道她的意思——如果我不付出贡献，我就会被视为“无用的负担”，随时可能被抛弃。就像那些在核爆中死去的平民，就像那些在曼哈顿街头挣扎的幸存者，在这场灾难面前，“有用”才是活下去的唯一资格。

我沉默了很久，想起了那个在医院里抽搐的医生，想起了那个说“控制不住身体”的建筑工人，想起了那个抱着泰迪熊的小女孩，想起了那个拉响手雷的士兵。他们都为了活下去，为了保护别人，付出了自己的一切。而我，现在有机会为这场灾难做些什么，有机会帮助科学家们找到对抗病毒的方法，有机会让更多的人活下去，我没有理由拒绝。

“我同意。”我说，“我加入研究实验室，我会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们，我会帮助你们研究病毒。但我有一个条件。”

“你说。”艾米丽看着我。

“杰克，那个和我一起被救上来的男人，他是个渔夫，熟悉海上的环境，也很有生存经验。我希望你们能给他安排一份工作，让他也能留在航母上。”我说，“他救过我的命，我不能丢下他。”

艾米丽笑了笑，点了点头，说：“没问题，我们正需要像他这样有生存经验的人。航母的物资补给船需要人手，他可以去那里工作。”

我松了口气，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。

第二天，我穿上了白大褂，走进了研究实验室。实验室里摆满了各种精密的仪器，培养皿里装着黑色的病毒样本，电子屏幕上显示着病毒的基因序列图，科学家们都在忙碌着，脸上带着专注的表情。艾米丽走到我身边，递给我一个平板电脑，说：“这是我们目前收集到的所有病毒数据，还有各地的感染者案例，你先熟悉一下，下午我们会召开一个会议，讨论下一步的研究计划。”

我接过平板电脑，看着上面的数据和案例，突然觉得肩上的担子很重。但我不害怕，因为我知道，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——杰克在补给船上工作，艾米丽在指挥室里协调，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研究，还有那些在世界各地坚持的幸存者，我们都在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努力：找到病毒的弱点，拯救这个被绝望笼罩的世界。

实验室的窗户朝向大海，阳光洒在海面上，波光粼粼，远处的海平线和天空连在一起，像是没有尽头。我看着窗外的大海，想起了布鲁克林大桥下的东河，想起了那些怕水的感染者，突然觉得，也许希望就在眼前，也许我们离找到对抗病毒的方法，已经不远了。